一
　　
　　 2000春节过后，我终于下决心给自己买了件心仪已久的心爱玩具——徕卡M6。一个黑机身配35毫米非球面镜，一下就 花了我三万多块。尽管这对只拿60%劳保工资还得打针吃药的病人决不轻松，可一想到自己可能生命无多，就立刻宽恕了自己。何况美国人说“只有好男人才一辈子离不开玩具”。我抱着刚到手的黑美人几夜难眠，丝绸般滑润的机身让我联想到女人精密的皮肤……多年来，我一直被徕卡的梦魇纠缠着，记不清多少次徘徊在相机橱窗前，就像迷上玩具店里电动火车的孩子……
　　
　　 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套玩具电动火车，从那时起德国机械的精密工艺就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。火车是工业社会每个男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最佳玩具，它不仅启迪男孩必须循规蹈矩奔驰在待定的轨道里，还教育孩子应该遵守时间，对时间任何轻微的不尊重都会损害心爱的玩具……一直到现在我都感谢我爹，我最初的法制意识和时间观念，都是玩具火车培养的。这些和世界接轨的良好习惯使我长大后受益匪浅，即使浪迹天涯也能在时空中任意翱翔，避免一些国人容易犯的错误。所以我计划有朝一日生儿子，一定要多买几列火车，让他把我宿舍的每一个角落都铺上铁轨。
　　
　　 伊拉克是一个和国际社会不接轨的伊斯兰国家，不仅像大多数中东国家那样限制拍照，而且由于战争状态而绝对禁止。根据1990-1993年间我四进巴格达的血泪经验，在伊拉克拍照应当尽量选择简单可靠、不引人注目的轻巧器材，目前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徕卡。徕卡相机轻巧、精密坚固可靠、不引入注目，轻巧的幕帘快门几乎没有什么噪声，万无一失的质量可以提供绝对的安全感，即使像我这样胆小如鼠的懦夫一旦摸到徕卡也会变得无所畏惧。美联社总编曾经说：“那些用生命冒险的亡命记者，有权拥有顶尖的摄影器材。我决不容许由于器材原因葬送冒险的勇敢者。”
　　
　　 2000年初，我曾向我的领导试探过伊拉克问题，可领导明确表示对巴格达不感兴趣，还劝我不要惹是生非。可我敢用我残破的生命打赌：“再过5个月，一些聪明国家会率先打破伊拉克的国际制裁……”尽管我一直患血液病在家休养，可我的脑子却从未休息。10年前我曾向新华社社长穆青准确预见海湾战争在5个月后爆发；5年前我在《世界博览》和其后的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中再次预见逮捕我的巴拉克将军将来会成为以色列总理。我曾经为这些预言挨过处罚，可我坚信自己是卡帕再世，可以准确嗅出暴风雨前的腥味。
　　
　　 “乞力马扎罗是座白雪覆盖的高山，高19710英尺……在靠近西峰之巅，有具冻得硬邦邦的豹子的干尸。谁也说不清豹子到那样高的地方去寻找什么。”我就是海鸣威说的爵位以外毫无兴趣，我开始按自己的道德准则单独行事。我崇拜的无数革命先辈董存瑞、彭德怀都曾为“解放新中国”破坏纪律，其实革命本身就是在破坏中发展壮大的。
　　
　　 首先我像小时候纠缠家里买玩具那样，软硬兼施取光家里的存款，买了徕卡、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，冰冷的徕卡立即让我恢复了自信。1990年我和《民族画报》米老鼠凌风在海拔5000-6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，连起码的淡水、氧气都没有，我吧发烧的热脸贴到冰冷的相机上，徕卡的冷钢激起我无限遐想：从“乞力马扎罗的雪”到“走出非洲”。10年过去，对于一个几次濒死而生命无多的亡命徒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怕的。
　　
　　二
　　
　　 徕卡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考验的相机，是伟大机器时代硕果仅存的纯手工精密产品。上个世纪初，年幼的小奥斯卡•巴纳克幻想当一名风景画家，可他老爹坚持把他送到了柏林学习机械制造。凭着德意志特有的严谨，巴纳克很快在下萨克森制造出笨重的5×7相机。1911年巴纳克在35毫米电影机基础上制造出首部徕卡，人类从此多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。
　　
　　 徕卡采用全新的机械设计，使用便宜的35毫米电影胶片，坚固轻巧、简单可靠。这项发明使摄影师摆脱笨重的三角架，更容易贴近生活拍摄生动逼真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从1914~1923年制造了31台徕卡原形机，1926~1943年共生产了1500台徕卡Ⅱ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、隆美尔脖子上挂的都是这种玩具。徕卡使卡帕、西摩等战地记者破碎的生命以图片方式延长，老爹海明威称“它不仅看到事物的发展，还记录世界的变化”。人类社会从此进入“报道摄影时代”。
　　
　　 我买的徕卡M6是徕卡M系列的最著名的一代，它由950个零件组合而成，全部经受过-25℃~60℃的苛刻温度考验，每个工序都是德意志精神的经典体现。由于延续了百年精密机械工业精髓，所以凭借坚固机身和顶级镜头的完美组合，打败世界上所有电子产品。由于徕卡镜头没有任何突出物或连杆，即使在全黑情况下也能顺利更换镜头。根据规定，每台徕卡出厂时都编号存档，根据档案可以随时查到每台徕卡出厂时的机身、镜头、皮套编号，以及装配、检验员的姓名。
　　
　　 与日本镜头普遍使用的树脂玻璃不同，徕卡镜头傲视全球的秘密在于：每片玻璃都采用珍贵的天然萤石。为避免冶炼过程产生气泡，严格控制每小时温度变化不超过1℃，让玻璃释放出连肉眼也看不出来的微小气泡，这使制造一片镜片需要一年时间才得以完成。徕卡独步世界的7层低温蒸熏镀膜处理，再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用徕卡独家的泥液手工研磨，使其具有丰富色彩、饱满层次、刻画锐利表情的能力。世界所有镜片研磨的中心偏差率都是3.5/10000毫米，只有徕卡是1/10000毫米。
　　
　　 用过日本电器的人喜欢日本的奇技淫巧，其实真正稳固耐用的经典之作大都出自德语民族之手。去年我在北京赛特买了一只卡西欧TREK电子表，这只售价1880的卡西欧除具有秒、分、时、日、星期、月、年外，还有指南针、海拔计、温度计、气压表，可谓功能齐全。想不到这个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碰上我这个混世魔王，一到巴格达就停摆不走。幸亏我还戴着海湾战争前在巴格达买的TAG Heuer，10年来这只瑞士大铁表随我游过死海、红海、地中海……这才好歹没有误事。回国后找到中仪大厦卡西欧维修部，光检查就花了87元，先说没电，后来又说接触问题。我在三个月里光电池就换了6块，还不算修理费，车钱和耽误的时间。我这才恍然施瓦茨科普夫指挥海湾战争时为什么要戴两块表。
　　
　　 我在北京为我的徕卡配过一片售价800元人民币的原厂UV，买回家才突然发现不论怎么漫不经心拧上去，UV侧面的“徕卡”商标都精确对准镜头上的调焦标志，拆下来信手拧上去还是如此。我打赌东洋的龟田们就是再过一万年，也车不出这么精密的一刀螺纹。
　　
　　三
　　
　　 我第一次接触徕卡是在1988年冬，那年我去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，老板担心尼康相机受不了严寒，随手扔给我一个旧徕卡。秦岭位于我国零度等温线上，是古北届和东洋届动物的分界线，冬季气温远达不到冻坏尼康的程度，自然也显示不出徕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1990年我到海拔5000~6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，生命禁区的一场大雪让我的3台尼康同时失灵。首先是20毫米广角漏油，以后灾情迅速波及所有的镜头，造成反光板抬起、快门张开时光圈收缩不到位，曝光严重过度，更不用提镜头解像力和坚固程度都不如尼康的佳能了。幸亏我还有备用的徕卡，危难之中才体会到了什么叫“压力之下毫无惧色”。
　　
　　 从那以后我总随身带个徕卡，仿佛触摸徕卡就能获得安全，对神鬼莫测的未知命运也平添几分自信。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至今认为相机能摄取人的灵魂，对徕卡而言，这是真的。拥有徕卡可以体会平等自由的切身感受：简陋的外貌身于市井之间旁轴取景器易于平等面对每一张面孔，轻微的的幕帘快门时刻尊重被摄者的天赋人权……决不像佳能、尼康那样淮着十二分的职业优越感张扬着大炮般的镜头，马达快门咔咔咆哮，就想当年的“歪把子”。
　　
　　 徕卡是世界上唯一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肉搏考验的相机，特别是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残酷的战场肉搏，使徕卡由于“浴”血而获得灵性。德国陷落前，远在非洲的隆美尔匆忙给家里写信，要妻子把徕卡埋到森林里。巴顿座飞机临德国受到攻击时，担任掩护的飞行员看到巴顿掏出一件亮闪闪的东西比比画画，起初以为他用手枪自卫，事后才知道是用徕卡给自己拍遗像。这位最终被吉普车撞死的血胆将军坚信：“飞机一旦坠毁，只有徕卡是摔不碎的。”
　　
　　 1992年我到北非马特鲁港为隆美尔的指挥所献花，发现了隆美尔当年穿雨衣、徕卡和望远镜。1996年我独自驾车环绕美国时，特地到位于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巴顿博物馆拜谒，在那里找到3台巴顿使用过的徕卡和一大堆徕卡镜头。和这三台幸运的收藏品不同，攻克柏林的苏联红军把徕卡拿来砸核桃。曾经为我的《我的战场归来》一书作序的著名战地记者萧乾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在德国买过徕卡，当时“美国兵用枪逼着德国女人睡觉……用1000只香烟从德国女人手中换一台徕卡”。
　　
　　 真正让徕卡死得其所的还得说摄影记者大卫•西摩，他脖子上挂着徕卡横躺在被高射武器打烂的吉普里。罗伯特•卡帕被地雷炸死时左手攥的就是徕卡，血脉喷张，仿佛正抓紧自己的生命。法国驻北越司令尼康（Rene Conny）将军打扫战场捡回两个打不烂的徕卡，冲洗胶卷后得到《罗伯特•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》。
　　
　　 21世纪使人类进入光电集成板的网络时代，上个世纪车、铣、刨、磨、钻出来的精密手工机械产品已经所剩寥寥。手工制造的徕卡突然像旧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那样炙手可热，有钱人开始把徕卡摆到书架上增加闲情野趣。可我总觉得把徕卡当股票投资是亵渎圣物。
　　
　　四
　　
　　 据最近出版的《文摘报》报道，由萨达姆长子乌代负责的一个部门最近颁布法令，将那些散布伊拉克谣言者处以“割舍”之刑。海湾战争以来有关伊拉克的谣言铺天盖地，尽管我对此将信将疑，可伊拉克的确是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，据此“法”类推，10年前我就该被处“剜眼”之刑。
　　
　　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，我单枪匹马秘密潜入巴格达，丧家犬般穿行于巴格达的大街小巷。我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徕卡，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，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。由于拎着公家相机所以并不在乎会不会被警察没收，“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”，新华社记者丢相机虽说不上家常便饭，但早已像雨后的蘑菇不胜枚举。我师傅在采集访世锦赛的飞机上丢过整个器材包，还有各级领导纷纷把相机丢在汽车里、客房里、包厢里、大海里……就是没人把相机丢在战场上。最近一位采访2000首脑会议的老兄，居然在江主席抵达前，在餐厅里一次弄丢价值30多万人民币的全套装备……
　　
　　 海湾战争爆发前一天，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在阿布•努瓦兹大街叫住我，用比我还臭的英语质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。我告诉他，我可以对安拉发誓：绝对没有。我始终拎着这只破相机，根本就没端起来。警察说他刚接到举报：日本人偷拍商店的供应情况。我说极有可能，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兄弟，你没见我身上大写着“西尼煞逼（人民中国）”吗？说着翻出衣领下写有中、英、阿文的身份识别牌。警察将信将疑低下头一直读完我的血型B，才说可能弄错人了。我喊了几声“打倒布什”弄得警察肃然起敬。正如《培尔•金特》所言：“当狼群在外面的时候，最保险的是跟着狼一起嚎。”
　　
　　 卡迪西亚广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濒临萨达姆的总统府，政治上相当天安门，军事上可以充当战备机场。海湾危机以来一直被列为伊拉克头号战略目标，由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守卫。据说英国《经济学家》的巴佐夫特就是拍摄了这里的军事设施，才被伊拉克判处死刑。英国前首相爱德华•希思为此专门跑了趟巴格达，最后劳动撒切尔出面也没能留住巴佐夫特的小命。海湾战争爆发前两天，我脖子上挂满尼康，右手捏着其貌不扬的徕卡径直走向值勤的共和国卫队。一位少尉命令我停下来，可我坚持走过去，抱着他行“萨拉马利空”吻腮礼，他的大胡子扎得我挺痒。我对他举起徕卡，比划着按了一张：“素拉蒙肯（照相可以吗）？”徕卡轻柔的快门丝毫没有引起士兵注意。他连连摆手：“木须蒙肯（不行）。”接着双手一合，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。我温顺地把满身的相继堆在地上，从他们手中的AK—47冲锋枪侃起，直到叙利亚的最美。“暴力色情”迅速扭转了士兵对相机的注意力，我就是这么有了独家的卡迪西亚广场照片，这张照片被新华社编发后上了数不清的报纸。
　　
　　五
　　
　　 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伊拉克冒险，一个40岁的男人应该把徕卡放在书架上静等升值，韬光养晦。可我理想中的人生不是正处正局、谋点赃钱，而是10年前就对耶路撒冷发过誓的“当好记者、娶好姑娘、生小超人”。尽管10年过去了，我也觉得当年这三条愿许的挺孙子，除第一条给自己树立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外，第二、第三条都是苛刻他人。但“玩火车的男孩必须信守诺言”，所以尽管疾病缠身，可我还得努力履行当年在耶路撒冷和神立的约定。
　　
　　 2000年5月20日，我脖子上挂着徕卡重返底格里斯河畔，耳轮中想起熟悉的穆斯林晚祷声，月色朦胧可以辨别出圆顶清真寺和细高的宣礼塔。微风拂面，迎面吹来阿拉伯大烟和土耳其咖啡的混合辛辣味，以及污浊的河水带来的粪便恶臭搀合着椰枣树的芳香。在各种气味中，我迅速辨别出一种暗藏的特殊霉味，像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旧书，弥漫着一种年代久远的味道。还有就是强壮士兵发达汗腺在棉布军装上蒸发的咸味，它让我油然产生一种冒险犯难、铤而走险的莫名激动。
　　
　　 昔日武装到牙齿的广场依然戒备森严，我背着新买的徕卡，轻车熟路地来到卡迪西亚广场。这是1990年以来我首次重返卡迪西亚广场，自从那次成功的偷拍以后，尽管我四进巴格达，都始终没敢再来。多年来我疯狂追求的不是工作的结果，而是一个完美的连续过程，我喜欢享受工作过程中的每个细节，体会不为名不为利的纯粹冒险。就像听交响乐不能穿T恤、吃西餐需要有优雅的环境，采访伟大的事件也必须使用伟大的相机。我蓄谋已久地故伎重演，再次偷拍死气沉沉的卡迪西亚，尽管我很担心自己的徕卡会被共和国和卫队没收，倾家荡产动摇我活下去的勇气，可我更希望我的徕卡在巴格达淬火。我再次对自己重复红袍恺撒的话录：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赢了！”